社会思潮和文化安全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党中央面对复杂尖锐的国内外安全形势,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这十一个安全领域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文化安全居于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地位。因为文化属于思想和精神层面,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着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文化安全的堤坝坍塌了,其他领域也就不安全了。 讲文化安全,就不能不讲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的思想倾向。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西方的政治理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伴随而来,致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性质各异,这里讨论的思潮是指与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经过几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质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的纷乱图谱。 错误思潮的泛滥直接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冲击和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 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冲击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一些极端观点还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甚至提出确立儒教为国教,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儒化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是明确的,始终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来自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唯物史观,坚持唯心史观,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其突出表现:一是“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三是以“还原历史真实、揭示秘闻真相”为由,在历史支流中寻找所谓“阴暗面”和“空白点”。比如,借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来,一些人将“虚无”的矛头对准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污蔑和诋毁邱少云,以至于这些先烈和英雄的后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的做法,会有效遏制这股“去史灭国”思潮的蔓延。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也受到诸多思潮的冲击,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思潮的冲击为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体现了当代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普世价值论”主张者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的界限,混淆价值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具体价值说成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要求我国“从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普世文明”,有的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见,“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问题。这股思潮影响广泛,社会上对其认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澄清,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道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关乎政权安全,关乎制度安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有效维护、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前述几种思潮外,还有一些思潮比较集中地攻击党和国家的核心制度。比如,宪政民主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新自由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上述种种错误思潮看似分布的领域不同、针对的对象各异,但究其政治实质,它们的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其肆意传播,必然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冲击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危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毫无疑问,文化安全属于“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之列。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反对错误思潮,维护文化安全,关键也在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反对任何不良社会思潮的定海神针。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这一点,就能涤荡任何思潮的冲击和侵蚀,筑牢国家文化安全的永固长城!
(作者:樊建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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